福州販毒罪、毒品犯罪專業辯護律師蔡思斌推薦語：電子數據作為刑事訴訟中一種重要的證據類型，在認定案件事實中也發揮關鍵作用。對于毒品犯罪辯護律師，熟悉掌握毒品案件中電子數據的審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文十分值得專業從事毒品犯罪辯護的律師。故推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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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簡介
2014年3月中旬，陳某志電話聯系在廣東省深圳市的方某文求購冰毒。后陳某志本人或指使陳某登、詹某菊（女）等人將共計19萬元毒資先后匯入方某文提供的銀行賬戶。同3月20日凌晨，陳某志與詹某菊一起乘坐動車從浙江省寧波市抵達深圳市。后陳某志與方某文碰面，方某文將其從沈某武處購得的1000克冰毒交陳某志驗貨，陳認為質量不好。方某文又從“阿義”處購買3860克冰毒。同月23日，陳某志至方某文住處，方某文將上述共4860克冰毒一起交給陳某志。陳某志即指使詹某菊攜帶裝有4860克冰毒的旅行箱乘坐客運大巴返回寧波市，并指使陳某登于次日上午到寧波市客運中心接應詹某菊。接到詹某菊后，陳某登將裝有毒品的旅行箱帶到詹某美在寧波市某小區租住的房間。同月25日7時許，公安人員至詹某美住處抓捕時，詹某美因畏罪將部分冰毒扔出窗外，被公安人員當場查獲，被扔出窗外的冰毒共計重3030克。同時公安人員又在詹某美的住處查獲1包冰毒計65克和電子秤2臺。
（二）本案電子數據基本情況
一是資金交易記錄。主要是陳某明本人或者通過陳某登、詹某菊向方某文所提供戶名為沈某華、楊某師、熊某雪的三個銀行賬戶多次匯款合計約19萬。
二是監控錄像。主要涉及與上述19萬元關聯的相關當事人在寧波匯款、在廣東取款的錄像。
三是通話清單及其監聽資料。主要涉及方某文與上家沈某武和“阿義”之間毒品交易的內容，涉及陳某志讓陳某明籌錢匯款、讓詹某美送貨的內容，以及當事人之間就毒品份量不足進行交涉的內容。
四是手機短信。主要是通過技偵手段所獲取的當事人之間涉及匯款銀行賬戶信息的手機短信。
五是鐵路訂票信息、飛機航空記錄、賓館住宿記錄等。主要反映陳某登、詹某菊往返寧波、深圳的基本情況。
（三）電子數據的審查運用
本案涉及販賣毒品和運輸毒品兩個具體行為，在一起案件中涉及人員較多，數量較大，且波及深圳、寧波兩地。部分當事人曾經作過一定的供述，但供述的內容不是非常確定，且之后又翻供。在此情況下，在核實當事人相關供述由偵查人員依法取得的基礎上，需要重點核實當事人的供述是否客觀真實，能否與其它證據相互印證。而電子數據反映的內容成為認定本案販運、運輸毒品的重要依據。
本案中，資金交易是最重要、最客觀真實的電子數據。相關銀行交易記錄顯示幾筆資金往來合計19萬元：（1）戶名為沈某華的銀行卡，在3月19日-22日分兩次從寧波匯入5.4萬元；（2）戶名為楊某師的銀行卡，在同期分兩次匯入3.99萬元；（3）戶名為熊某雪的銀行卡在同期分多次從寧波匯入9.6萬元。以該資金交易為基礎，結合被告人曾經的有罪供述以及相關技偵資料，分析這些資金往來與本案當事人的關聯性、與毒品交易的關聯性，綜合認定本案毒品交易的基本事實以及實際成交的毒品數量。
1.資金流轉與陳某志的關聯性分析
首先，從存款的監控視頻看，本案被告人陳某登、詹某菊曾先后多次在寧波某銀行通過ATM操作，分別匯到上述沈某華、楊某師銀行賬戶中共計7.8萬元；監控視頻與銀行匯款單還顯示，謝某鋒在寧波某銀行柜臺操作向上述熊某雪的銀行卡分別匯過2.2萬元、3.4萬元。其次，監聽資料顯示，陳某志讓陳某登去籌錢匯到廣東的賬戶，還提出讓詹某菊、謝某鋒提供協助等內容；陳某志與方某文于3月19日中午13:25的一次通話中，陳某志提到要馬上向方某文匯去2.2萬元，而前述謝某鋒向熊某雪的銀行賬戶匯款2.2萬元的時間正好是當天13:40。可見，監聽記錄與匯款記錄高度吻合。第三，從當事人供述或證言角度看，陳某登、詹某菊、謝某鋒均提供，他們匯錢的行為聽從于陳某志的指令，其中謝某鋒提到他幫忙匯錢的目的主要是借錢給陳某志。綜合上述證據，并結合銀行交易記錄顯示這些資金確實是從寧波匯出，可以判斷，在涉案期間從寧波匯到廣東三個賬戶沈某華、楊某師、熊某雪的資金與嫌疑人陳某志有關聯性。
2.資金流轉與方某文的關聯性分析
首先，在方某文歸案時，偵查人員從方某文處查獲一張沈某華的銀行卡，說明該卡與方某文有一定關聯性。其次，從技偵資料看，偵查人員通過技術偵查手段獲取一條由方某文發給陳某志的手機短信，該短信顯示了一串10幾位的數字，正與楊某師的銀行卡卡號相吻合，可以確定系方某文將楊某師的銀行卡號提供給陳某志。第三，另一張戶名為熊某雪的銀行卡，經向熊某雪本人調查核實，其曾將該銀行卡出借給方某文使用過，方某文本人也承認。綜上，可以認定上述3張銀行卡收到的資金與方某文有關聯性。
3.資金流轉與毒品交易的關聯性分析
首先，監聽資料顯示，陳某志與“熊某昌”商談向方某文購買毒品的事情；陳某志又讓陳某登籌錢，先后將19萬元左右的毒資匯到方某文指定的銀行卡賬戶，其中“熊某昌”匯款5萬元，“謝某鋒”匯款2萬元。其次，在有罪供述中，方某文曾提到毒品成交價格為4萬元/千克，陳某志提到成交價格為40元/克。可見，結合監聽資料中提到的19萬元，與實際匯款金額約19萬元也基本相符，按40元/克價格計算，與后來所認定的4860克冰毒也基本相當。此外，對于上述約19萬元的資金往來，陳某志與方某文也無法給出其它合理解釋。綜上，可以認定上述資金往來與雙方毒品交易有關聯性。
4.關于方某文、陳某志實際成交毒品的總量
本案涉及實際成交的毒品有多組不同的數據：如果從當事人的供述看，僅方某文曾供述過5000克毒品，其它人均辯解只有少量的幾百克、幾十克甚至幾克毒品，不同人說法相差很大。從實際繳獲的毒品看，從詹某美住處實際繳獲毒品為3000克左右。但本案結合被告人的供述、資金往來數據和相關監聽資料，最終實際認定4860克毒品，具體理由如下：
一是方某文供認賣給陳某志共5000克毒品，其中1000克從沈某武處買進，4000克從“阿義”處買進。二是方某文曾提到毒品成交價格為4萬元/千克，陳某志提到成交價格為40元/克，按此計算，5000克毒品為20萬元，與已查實的雙方實際19萬元資金往來也基本相符。三是根據監聽資料顯示兩塊內容：A、毒品運回寧波后，陳某志讓陳某登將其中1000克交給“熊某昌”，陳某登指使詹某美將500克交給“謝某鋒”；B、陳某志發現其中4000克毒品的數量嚴重不足，少了約140克，并與方某文交涉；后方某文與“阿義”上家電話聯系短斤少兩的事情。四是方某文、陳某志均曾供述因為毒品短少100多克，后來雙方經協商方某文同意補齊100克。綜合上述供述與相關電子數據，雖然存在一定出入，但實際查獲的3000余克與已經送出去的1000多克，二者相加至少有4000多克；從價格角度分析接近5000克，與方某文曾經的有罪供述相當；最后從有利于被害人角度減去短少的140克，最終認定實際成交總量毒品4860克。
5.關于方某文向沈某武購買1000克毒品
本案中，方某文販賣給陳某志的4860克毒品中，有1000克系來源于沈某武，但沈某武予以否認。結合相關證據可以看出，首先方某文曾經詳細供述過其向沈某武購買該1000克毒品后賣給陳某志的經過；其次，監聽資料顯示，方某文因向沈某武買進的貨物均比較黑、比較潮濕，對沈提出意見，要沈提供質量好點的，而沈則回答用空調吹吹干即可，現在只能拿到這樣的貨。針對監聽資料中的內容，方某文、沈某武辯解雙方在談廢品買賣生意，但當事人沒有能夠證明互相間做過廢品生意的證據，通過對其身邊親友進行查證，也沒有證據顯示其二人做廢品生意的跡象，不予采納。結合正反兩方面情況，認定方某文向沈某武購買1000毒品的事實。
6.其它電子數據的運用
本案除了前述監聽資料、資金交易記錄、手機短信外，還有動車、飛機乘坐記錄、賓館住宿記錄。其中鐵路訂票信息反映出陳某志、詹某美二人于3月20乘坐動車抵達深圳；賓館住宿記錄顯示詹某美于3月20日至22日在深圳住宿三個晚上；航空記錄顯示陳某志于23日乘坐飛機從深圳返回寧波，但沒有查到詹某美相應的航空記錄，說明其二人分開回寧波。而詹某美的手機通話清單也顯示，其手機在3月20日至23日期間的通話地點在深圳，而24日的通話地點在寧波，說明其24日已經返回寧波。綜合上述幾份電子數據反映陳、詹二人的活動軌跡，與他們供述購買、運輸毒品的時間和活動軌跡可以相互印證，進一步強化了全案的證據鎖鏈。
（四）本案電子數據審查運用的啟示
本案是一起多人參與的典型毒品犯罪案件，電子數據類型眾多，在認定案件事實中也發揮關鍵作用。本案最有益的啟示在于，當電子數據類型多樣、數量較多的情況下，如何以某一電子數據為突破口構建恰當的證據體系，以便最大程度地挖掘它們各自的效用。
刑事案件形形色色，每個案件可能獲取的電子數據類型、數量、質量也各不相同。有些案件中，電子數據比較單一，往往只在認定案件某一方面事實中發揮一定作用，這種情況下運用電子數據的方法比較簡單。而有些案件中，電子數據類型多樣、數量較多，電子數據對認定案件不同方面的事實都能發揮重要作用。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以恰當的方法將不同電子數據有效串起來，證據中一些有用的信息容易被遺漏，各證據所能起到的實際作用也大打折扣。相反，如果能夠找到一兩個（類）核心證據，挖掘該電子數據與其它電子數據或其它證據的關聯性，從點到面不斷擴大該電子數據的輻射面，從而構建起以某一電子數據為核心的證據體系，便能最大限度發揮它們的作用。
而要構建恰當的證據體系，首先需要找出一兩個（類）核心證據。我們認為，用作構建證據體系的核心證據至少需要符合以下兩點：一是證據的信息量較大，便于使用該證據不同側面的信息與其它證據建立關聯性；二是該證據某些方面的信息涉及案件關鍵事實，以此為核心構建證據體系便于強化案件關鍵事實的證據鏈。以毒品案件為例，可以以監聽資料為核心證據構建證據體系，監聽資料中常常涉及不同毒品交易主體、交易價格、數量、資金等信息；也可以以資金交易記錄為突破口構建證據體系，因為資金交易記錄涉及不同犯罪主體、成交金額、時間等信息。具體到本案中，電子數據包括通話記錄、監聽資料、資金交易記錄、手機短信、乘車記錄、監控錄像等。在認定本案事實中，正是以資金交易記錄為核心，結合視頻監控、技偵資料、查扣的物證等證據，逐步確認與資金交易有關的毒品買家、賣家；結合監聽資料中涉及的匯款信息、毒品交易數量、被告人曾經的有罪供述等證據，逐步確認該資金交易不僅與毒品犯罪有關聯，而且可以判斷具體交易的金額、數量；結合交通記錄、住宿記錄，可以判斷毒品買家、賣家有交易的條件。在此基礎上，最終確定方某文與陳某志之間交易4860克毒品的事實。當然，本案監聽資料內容豐富、信息量較大，如果以監聽資料為核心構建相應的證據體系，也許同樣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挖掘證據中的信息，側重于從微觀視角審查證據；構建案件證據體系，側重于從宏觀視角運用證據。在案情比較清楚、證據相對簡單的案件中，是否構建相應的證據體系，對事實認定的影響不大。然而，在案情比較復雜、證據比較龐雜的案件中，能否構建合理的證據體系，則會有不同的效果。構建相應的證據體系，至少有以下兩方面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盡可能避免遺漏證據中有價值的信息，刑事案件每一份證據來之不易，辦案人員當用好每一份證據以及證據中每一條有價值的信息。二是有利于強化、鞏固案件的證據鏈，因為通過證據體系的構建，可以形成證據環環相扣的狀態。一般而言，證據體系的輻射面越廣，有效的證據鏈條越長，越能夠更加客觀真實地還原案件原貌；同時，在構建證據體系的過程，也可以發現哪方面的證據比較薄弱、哪些事實的證據需要加強，為完善證據、補充偵查提供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