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毒品辯護律師蔡思斌推薦語：
刑案判處死刑案件種類中毒品案件比例應該是比較高的。全國各地司法機關包括福建省法院系統對于毒品犯罪打擊一直是從嚴懲處的。但從嚴懲處并不代表毒品案件辯護律師沒有發揮的空間。對于毒品案件辯護，尤其是毒品犯罪可能判處死刑案件或者是毒品案件二審高院級別的二審辯護，給予律師辯護空間是非常大的，畢竟毒品案件判處死刑主要考慮販毒數量及在犯罪中地位，而法院對于是否判處死亡或者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則可以考慮主從犯、上下游分工、交易控制、特情介入、毒品鑒定純度、是否受引誘、主觀犯意、獲利程度、有否刑訊逼供、證據有否被污染等多角度、多維度出發，而任一角度、任一維度辯護被法官采納的都有可能導致死刑案件改判。而本文就是江蘇省檢察官吳曉敏從死刑適用角度，對毒品死刑案件量刑因素作一綜合分析，非常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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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毒品案件呈高發、多發態勢，特別是死刑案件中毒品案件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面對越來越嚴峻的毒品犯罪形勢，司法機關對毒品犯罪一直堅持從嚴懲處，武漢會議紀要也強調“充分發揮死刑對于預防和懲戒毒品犯罪的重要作用”。對走私、制造、大宗販賣毒品的源頭性犯罪及毒梟、職業毒販、有累犯、再犯情節的嚴重的毒品犯罪分子的，如果罪行極其嚴重，符合死刑適用條件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
但另一方面也要理性看待死刑對遏制毒品犯罪的作用。死刑對震懾、預防毒品犯罪確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么多年的嚴刑峻法之下，毒品案件依然屢禁不止，涉毒數量也是與日俱增。2010年辦了一個案子涉毒數量一萬多克覺得已經頂天了，而現在十公斤以上毒品全省屢有出現，涉毒最高數量不斷刷新記錄。如某跨國走私、販賣、運輸毒品案件，涉案毒品數量高達100余公斤，現場查獲的就有20余公斤。
現在還記得某年提審時的一個場景，對面的毒販在我中午吃盒飯之機說：
“檢察官，你還有二三十年退休吧，我敢說三十年后毒品犯罪還會這樣，該販的販，該吸的吸云云”。
當時沒有直接反駁他，回來思索他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這么多年對毒品犯罪打擊不可謂不嚴，殺頭的越來越多，為何毒品犯罪日益抬頭，數量不降反升。
毒品犯罪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內因上與制毒技術的提高和毒品消費需求的增長密切相關，2010年購買1公斤冰毒成本需要20幾萬，2013年10萬左右，2016年幾萬元就可以上廣東、福建等地購毒，犯罪分子在巨額經濟利益驅動下大膽作案。外因上國際毒潮持續泛濫，我們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基于這些，解決毒品問題根本要靠全社會各機構的綜合參與和治理，不是僅靠嚴刑峻法就能解決的，包括死刑在類的各種手段都是事后手段，不是治本之策。
一方面強調嚴厲打擊，但是也要反觀死刑的威懾力，嚴格執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使用死刑”的政策，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既重視有罪、罪重的證據，也重視無罪、罪輕的證據，對確實存在自首、立功、坦白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可在量刑上予以體現，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做到區別對待，確保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毒品案件死刑適用注意考慮以下幾條：
一是查獲的毒品要達到死刑掌握的標準；
二是查獲的毒品一定要有含量鑒定；
三是查獲的毒品現貨一定要有充分證據與被告人相關聯；
四是要認真審查毒品的來源和發破案經過，發破案經過要詳細清楚，排除犯意和數量引誘；
五是查清被告人有無法定從寬處罰情節。
從辦理的毒品死刑案件看，適用死刑著重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一、數量標準
眾所周知，數量不是唯一的標準但絕對是重要的標準。從最近幾年調研情況看，現場查獲的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數量未達1000克，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近年來該數量標準又有所提高。
程某等人販賣運輸毒品上訴案。程某販賣、運輸毒品3274.4克，且系毒品出資者、所有者，本應判處極刑，但因實際查獲的毒品僅有494.7克，二審最終以其“認罪態度好，對本案事實的認定起到較大作用”為由改判死緩。
又如張某甲、張某乙等人販賣、運輸毒品案，一審認為二人販賣、運輸毒品甲基苯丙胺3540余克，均系主犯，遂判處張某甲死刑立即執行、張某乙死緩。二審法院認為“二人論罪均應判處死刑，鑒于本案查獲1000余克毒品等情況，可對二人判處死刑，不立即執行”，改判張某甲死緩。
二、含量過低的也會作為酌情考量因素
陳某某販賣毒品上訴案，一審認定其販賣毒品1900余克，歸案后拒不供述犯罪事實，主觀惡性極深，社會惡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對其判處死刑。但考慮到本案毒品含量低（甲基苯丙胺含量分別為22.8%、23.1%、24.9%）、查獲毒品尚未流入社會等因素，改判陳某某死緩。
喬某、華某某等販賣、運輸毒品案，一審法院基于喬某販賣、運輸甲基苯丙胺4000余克，且系毒品所有者，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對其判處死刑。二審法院以涉案毒品未流入社會，含量低（甲基苯丙胺含量低于17%），喬某系初犯，歸案后如實供述為由，對其改判死緩。
三、共同犯罪的死刑適用及上下家的死刑適用
以往司法實踐中存在殺上不殺下的傾向，認為上家更接近毒品犯罪的源頭。但實際上毒品交易的鏈條很長，現在抓到的大部分都是馬仔，真正的毒梟都是幕后指揮的。可能在這個案子中他是上家，但他也是從別人手中拿貨，所獲的利潤有限，也是多個鏈條中的一環。
武漢會議紀要的出臺改變了這一定勢，特別對上下家的死刑適用做了明確規定，誰先約購，誰對毒品交易起了更積極的作用判處誰死刑。如果上家先主動聯系銷售毒品，在毒品交易中起到更大作用，可以判處上家死刑。如果下家積極籌資，聯系上家購毒，可以判處下家死刑。
如韋某甲、韋某乙販賣、運輸毒品案，二人犯罪數量2400余克，查獲毒品數量亦超過一千克，一審分別判處二人死刑和死緩，二審法院認為韋某甲系累犯、涉毒數量大，社會危害性大，罪行嚴重，但其系應他人的要求而販賣、運輸毒品，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改判其死緩。
但我省的情況是以毒品消費為主，并非毒品制造地，毒源在外，先是四川廣東，現在福建湖南湖北等。從交易模式看，少有外地上家主動來考察市場，而是本地毒販有需求主動聯系上家居多。從毒品交易的發起促成來看，上家更接近毒品制造集散地，甚至有加工冰毒的工廠等，如果按照武漢紀要的精神，對提起犯意的下家判處死刑，是否違背罪行相適應原則呢，這似乎也有悖論。
其實在合作過第一次后，已經形成了固定的交易模式，貨賣完了自然再去聯系上家發貨，雙方是有需求有供應，上家發貨后還會積極催款，并不能因為下家提議就一律認為其應列為第一被告。這個有待今后的司法實踐和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來進一步明確。
對于毒品犯罪中的共同犯罪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適用標準的，要考慮各人的地位作用、罪責大小，在地位相當、作用難以區分的前提下，按照紀要的精神可以不適用死刑。同案判處兩人以上死刑要特別慎重。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適用標準三到五倍時，可以考慮判處兩人死刑立即執行。
熊某、畢某等人販賣、運輸毒品案，熊某系廣東上家，畢某系下家。熊某販賣、運輸甲基苯丙胺8400余克,畢某販賣9000余克，熊某拒不認罪，畢某全部供認，且在歸案后在公安控制下給熊某打電話稱“貨收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穩住了熊某，一審判處二人死刑。二審法院認為，熊某認罪態度不好，畢某在共同犯罪中居組織、指揮地位，社會危害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雖糾集多人多次販賣，二人罪行極其嚴重，裁定維持原判。
四、認罪態度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坦白作為法定可以從輕處罰情節，在毒品已經滅失的案件中，口供對于定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被告人如實供述對于定案起到關鍵作用的應該獲得坦白從寬的訴訟利益。從調研情況看,因政策改變量刑的毒品案件中,部分裁判理由提到了“認罪態度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有坦白情節”或“歸案后主動交代犯罪事實”，足見該情節在當前毒品案件死刑裁量中的重要性。
五、具備準立功情節的
雖然不構成立功，但對抓捕他人起到了一定的協助作用如打電話穩住對方，為公安抓捕制造有利時機等，量刑上可以考慮。如孫某等人販賣毒品上訴案，孫某販賣毒品達2300余克，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二審認為孫某歸案后根據公安機關的要求打電話給同案犯路某某,對抓獲路某某起到一定作用,且毒品未流入社會,可酌情從輕處罰，對其改判死緩。但如果涉毒數量特別巨大，需要考量“功是否抵過”。
如之前所述畢某案件中，畢某涉毒9千余克，被抓當天也曾打電話給上家熊某說貨已經收到了，并辨認出熊的照片，十余天后公安在廣東抓獲熊某。二審法院認為“畢某被抓獲前公安機關已實際掌握熊某的具體身份，二人未約定收到毒品后打電話報平安，故畢某歸案后交代熊的基本情況、辨認出熊某的照片、在民警要求下給熊某打電話報平安對于抓捕熊某未起到實際作用，不符合重大立功的構成要件”。一審對畢某判處死刑，二審維持原判，最高院核準。
六、運輸毒品罪慎重適用死刑，一般不判處死刑
相對于制造、販賣毒品，運輸毒品的行為具有輔助性、從屬性的特點，其社會危害性低于前者，故單純的運輸毒品適用死刑要慎重。按照武漢會議紀要精神，運輸毒品罪重點打擊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揮、雇傭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運輸毒品、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等嚴重情節的被告人。對其中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故對運輸毒品可以適用死刑，但實踐中適用較少。
吳某某、何某某運輸毒品案，二人運輸毒品甲基苯丙胺1500余克，毒品被現場查獲，二人有坦白情節，一審判處吳某某死刑、何某某死緩。二審法院認為鑒于吳某某歸案后對犯罪行為的供述穩定，認罪態度較好，且所運輸毒品均被查獲，未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改判吳某某死緩。
另外，對于因販賣毒品證據不足因而改判運輸毒品的量刑上可以從嚴。
文某某、甘某某販賣、運輸毒品上訴案，原審認定二人明知是毒品甲基苯丙胺而販賣、運輸1萬余克，并基于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別判處二人死刑、死緩。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相關證據足以證明二人運輸毒品的事實成立，但認定二人販賣毒品的證據不足。二審在維持量刑的同時改判二人犯運輸毒品罪。
該案反映了法院對此類案件罪名認定的審慎態度，體現了大連紀要“涉嫌為販賣而自行運輸毒品，由于認定販賣毒品的證據不足，因而認定為運輸毒品罪的，其量刑標準應當與單純的運輸毒品行為有所區別”。
七、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慎用死刑
武漢會議紀要規定，甲基苯丙胺片劑（麻古）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體可以根據當地的毒品犯罪形勢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確定，譬如云南，片劑中甲基苯丙胺含量高，可以按照2倍掌握。氯胺酮（K粉）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對于氯胺酮的死刑適用標準武漢紀要之所以下調，考慮到氯胺酮在我國的社會危害性非常之大，全球90%的氯胺酮都是在中國制造、消費、濫用的，氯胺酮（K粉）現在已成為繼海洛因、冰毒之后的第三大毒品，對社會危害嚴重。吸食氯胺酮引發的自傷自殘、暴力犯罪、毒駕等越來越多，氯胺酮不僅有麻醉，而且還有致幻的效果，故對氯胺酮死刑適用標準數量下調。但總體來說，對于新型毒品死刑適用還是要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