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國婦聯聯合舉行“推進移風易俗 治理高額彩禮”新聞發布會，發布4件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同時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征求意見稿強調了禁止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的原則，并對彩禮的范圍、返還的條件、訴訟主體的確定等予以規范。

近些年彩禮走高趨勢非常明顯，陳愛武以老家為例，“在以前，農村的彩禮要2萬元至3萬元，再購買春夏秋冬的衣服，加起來大概需要5萬元至6萬元。在農村的男子每年最多收入4萬元左右，外出打工最多五六萬元，而一些彩禮已經高達50萬元”。

隨著彩禮的持續走高，出現借錢湊彩禮的情況，甚至有的家庭因此陷入貧困狀況。

陳愛武調研后發現，借錢結婚的情況在農村較為普遍：“還有更高的彩禮，因為娶媳婦很難，彩禮多才能娶得到，否則娶不到媳婦。農村家庭的彩禮越來越高，尤其是對部分貧困家庭已經高不可攀。如果想要娶媳婦，只能借拼湊貸或高利貸，這個數額可能會透支一生。如果將幾十年的收入都投入到拼湊的過程中，這個家庭將陷入貧困狀況。”

究其原因，陳愛武認為農村男女性別比例失衡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

“為解決一偶難求的局面，在農村對女性的爭奪主要取決于男方家庭支付彩禮的數額。例如，幾個男孩同時喜歡一個女孩，這個女孩的家庭就會關注誰的彩禮高就將女兒嫁給誰。這樣彩禮的數額越來越高，形成了攀比的趨勢，許多相對貧困的家庭無法承擔起娶妻的責任，他們只能全家借高利貸支付高額彩禮來締結婚姻。”陳愛武說，高價彩禮導致農村困境家庭的擇偶難度增加，也將帶來巨大的社會隱患。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家事顧問法律事務部主任許秋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實踐中彩禮的問題非常多元化。有些家庭已經不要彩禮了，有一部分是雙方家庭在友好協商，完全自愿的情況下支付的。但是，索要巨額彩禮、天價彩禮的情況也還是存在的。索要巨額彩禮、天價彩禮的情況導致男方家庭傾家蕩產，甚至還背負債務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此類情況在面臨分手或者離婚的時候矛盾就容易激化。

“一般訂婚時就要給2到5萬元彩禮，在訂婚到結婚這段時間里，如果女方反悔，就必須將彩禮原封不動地退給男方。如果男方因變心不想結婚，這個彩禮他就不能要了。”陳愛武說，以前彩禮不高的時候，男方普遍認同這一習俗，但現在彩禮動輒5萬元、10萬元，彩禮數額過高，拒不返還容易產生社會風險。

許秋莉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相關社會風險最直接的表現是遠遠超出雙方家庭的經濟負擔能力，有的家庭因為給付彩禮還要負債累累。還有一些參考的因素，比如當地的習俗，如果當地結婚都是3萬元、5萬元的彩禮，那出現30萬元、50萬元的彩禮顯然就屬于過高。另外也要結合當地的收入水平，比如按照當地的收入狀況，需要攢十年二十年才能夠攢夠明顯就屬于過高了。”

近些年，多個政策法規對彩禮問題進行了回應。

2021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對治理高額彩禮、移風易俗提出工作要求。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列出了返還彩禮的3種情形。

2022年8月，農業農村部、中央文明辦、民政部等8個部門聯合發布《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方案》，提出治理的目標是高額彩禮等陳規陋習在部分地區持續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農民群眾在婚喪嫁娶中的彩禮支出負擔明顯減輕。

此次發布的征求意見稿中第二條明確，禁止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一方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另一方請求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彩禮要考慮當地收入和生活水平，如果過高可能就涉及借婚姻索取財物。”陳愛武還強調，這也要分兩個方面看：一方面，如果高額的彩禮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能算作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另一方面，如果高額彩禮被接收彩禮的一方父母用于改善家庭生活，或用于家中男性娶妻，在實際上會導致新婚夫妻和男方家庭貧困，應考慮是否屬于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

2020年7月，劉某與朱某（女）確立戀愛關系，同年9月登記結婚。劉某于結婚當月向朱某銀行賬戶轉賬一筆80萬元并附言為“彩禮”，轉賬一筆26萬元并附言為“五金”。雙方分別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工作生活。后因籌備舉辦婚禮等事宜發生糾紛，雙方于2020年11月協議離婚，婚姻關系存續不到3個月。婚后未生育子女，無共同財產，無共同債權債務。雙方曾短暫同居，并因籌備婚宴、拍婚紗照、共同旅游、親友相互往來等發生部分費用。離婚后，因彩禮返還問題發生爭議，劉某起訴請求朱某返還彩禮106萬元。

法院認為，彩禮是男女雙方在締結婚姻時一方依據習俗向另一方給付的錢物。關于案涉款項的性質，除已明確注明為彩禮的80萬元款項外，備注為“五金”的26萬元亦符合婚禮習俗中對于彩禮的一般認知，也應當認定為彩禮。在對雙方共同開銷予以扣減后，法院酌情認定返還彩禮80萬元。

該案明確將“五金”款項認定為彩禮，符合人民群眾對彩禮的一般認知。

此次，征求意見稿第三條明確彩禮的界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中，可以綜合雙方當地民間習俗、給付目的、給付的時間和方式、財物價值大小、給付人及接收人等因素，認定彩禮范圍。下列情形給付的財物，不屬于彩禮：婚約一方在節日、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禮金；婚約一方為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消費性支出；其他價值不大的財物。

許秋莉表示，彩禮的界定為司法實踐中婚約財產糾紛中爭議的財產到底屬不屬于彩禮提供了非常直接的法律依據。

“很多人理解彩禮可能存在誤區，認為只有錢算彩禮，其他就算一般禮物。實際上，一般禮物如果貴重、價值很大，禮物就是彩禮的組成部分。”陳愛武認為，彩禮的界定一是消除生活中人們的認識誤區，二是便于進行法官裁判。

張某某與趙某某（女）經人介紹認識后，于2022年4月定親。張某某給付趙某某父母趙某和王某定親禮36600元；2022年9月，張某某向趙某某銀行賬戶轉賬彩禮136600元。趙某某等購置的嫁妝放置在張某某處。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未舉行結婚儀式。后來，雙方解除婚約后因彩禮返還問題發生爭議，張某某起訴請求趙某某及其父母趙某、王某共同返還彩禮173200元。

法院認為，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張某某與趙某某持續、穩定地共同生活，張某某不存在明顯過錯，但在案證據也能證實趙某某為締結婚姻亦有付出的事實，故案涉定親禮、彩禮在扣除嫁妝后應予適當返還。

此外，該案還涉及彩禮返還糾紛中的訴訟主體問題。

關于趙某、王某是否系本案適格被告的問題，法院認為，關于案涉彩禮136600元，系張某某以轉賬方式直接給付給趙某某，應由趙某某承擔返還責任，扣除嫁妝后，酌定返還121820元；關于案涉定親禮36600元，系趙某某與其父母共同接收，應由趙某某、趙某、王某承擔返還責任，酌定返還32940元。

陳宜芳稱，根據中國傳統習俗，締結婚約及給付彩禮，一般由男女雙方父母共同參與，因此，在婚約財產糾紛確定訴訟當事人時，亦應當考慮習慣做法。如果婚約當事人一方的父母給付或接收彩禮的，將其列為共同當事人，不僅符合習慣做法，也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實。

征求意見稿第四條也對涉彩禮返還糾紛案件中當事人主體資格作出明確規定：離婚糾紛中，一方一并提起返還彩禮訴訟請求的，當事人仍為夫妻雙方。婚約財產糾紛中，婚約一方及其實際給付彩禮的父母可以作為共同原告；婚約另一方及其實際接收彩禮的父母可以作為共同被告。

許秋莉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實踐中給付彩禮的一方和接收彩禮的一方并不統一，有的人給付的彩禮是自己個人的財產，有的人是父母給付的。接收彩禮的一方有的是婚約的當事人本人，有的時候是其父母。那么給付和接收的主體并不是單一的婚約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對訴訟主體的規定寬泛一點更有利于保障實際給付一方的利益。

她還強調，意見稿對于離婚案件和婚約財產糾紛案件訴訟主體做了區分處理，在離婚案件中一方提出返還彩禮的，當事人就是雙方一并解決。如果是單獨的婚約財產糾紛案件，給付一方的父母和接受一方的父母可以作為共同原告或被告。

“在婚約財產糾紛中，父母可以作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可以很好地解決以前在訴訟中關于彩禮糾紛主體資格不明，難以追究真正責任人的財產追索問題。”陳愛武說。

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婚后亦未建立起深厚感情，婚姻已無存續可能，準予離婚。綜合考慮雙方共同生活時間較短，女方曾有終止妊娠等事實，為妥善平衡雙方當事人利益，化解矛盾糾紛，酌定李某某返還彩禮款56400元。

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釋（一）中規定的三種可返還情形，包括：未辦理結婚登記、已辦理結婚登記但確未共同生活以及彩禮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基于此，一般情況下，雙方已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并共同生活，離婚時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也要看到，給付彩禮的目的除了辦理結婚登記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雙方長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時間的長短應當作為確定彩禮是否返還以及返還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陳宜芳說。

她介紹道，本案中，雙方共同生活僅一年多時間，給付彩禮的目的尚未全部實現，給付方不存在明顯過錯，相對于其家庭收入來講，彩禮數額過高，給付彩禮已造成較重的家庭負擔，同時，考慮到終止妊娠對女方身體健康亦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等事實，判決酌情返還部分彩禮，能夠較好地平衡雙方當事人間的利益，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倡導形成文明節儉的婚禮習俗，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

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大量未辦理結婚登記卻按照當地習俗舉辦婚禮并共同生活的情況。

在另一個案例中，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按當地習俗舉行婚禮并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三年多時間，且已經生育一子。雙方感情破裂后終止同居關系，男方起訴主張返還80%的彩禮。法院認為，雙方共同生活并按民間習俗舉行了婚禮，雙方在共同生活期間生育一子，現已年滿2周歲，且共同生活期間必然因日常消費及生育、撫養孩子產生相關費用，若在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數年且已共同養育子女2年后仍要求返還彩禮，對女方明顯不公平，故判決駁回了男方的訴訟請求。

陳宜芳表示，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五條關于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應返還彩禮的規定，應當限于未共同生活的情形。已經共同生活的雙方因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權利義務關系，但在審理彩禮返還糾紛時，不應當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實”。該共同生活的事實不僅承載著給付彩禮一方的重要目的，也會對女性身心健康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是在孕育子女等情況下。如果僅因未辦理結婚登記而要求接收彩禮一方全部返還，有違公平原則，也不利于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

在征求意見稿中第五條、第六條分別明確對已結婚登記、未辦理結婚登記共同生活時彩禮返還的條件。

許秋莉認為，此次征求意見稿中的返還條款是最大的亮點，“返還的條件不再單純地以是否結婚作為返還的依據。而是要結合彩禮的數額、共同生活的時間，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有無孕育子女、雙方過錯等情況，并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多少。法院判斷彩禮是否返還以及返還多少的維度變得更加多元，更加考慮實質公平了。也比較符合當前司法實踐中很多法院處理此類案件的裁判思路”。

“返還條件的進一步明確為法官提供了裁量思路，但由于每個案件差異較大，更要求法官根據不同案例具體情況裁量。法官要考量的因素很多，例如，家庭生活條件、收入狀況、是否生子、是否一直共同生活等。”陳愛武說。

陳愛武認為，想要從根本上治理高價彩禮，還需要提高女性地位，只有男女真正平等，才能有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同時，要發展農村經濟，讓農村或偏遠地區的人能夠通過發展農村經濟獲益并且富裕。

她強調，規制高價彩禮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手段，要使用柔性政策，通過政策宣傳和產業扶持等方式進行規制。

許秋莉也認為，彩禮案件宜疏不宜堵，且要通過移風易俗等宣傳從觀念上以及根本上解決問題。另外，彩禮問題的本質不僅是彩禮本身，而是當前婚姻財產制度、女性生育成本、社會保障體系等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應該多管齊下進行移風易俗。

她還提出，因標的普遍不大、訴訟程序繁瑣等因素，導致很多人放棄通過法律途徑主張合法權益，而是通過極端方式解決，給社會造成了很多不穩定因素。未來應該進一步簡化此類案件的審理程序，縮短辦案周期，量化裁判標準，將此類矛盾及時化解。

來源：法治周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