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檢察機關積極介入引導公安機關收集、固定誹謗信息傳播擴散情況、引發低俗評論等關鍵證據，涉案造謠人員最終以犯誹謗罪被追究刑責。

實際上，依據《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將信息網絡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內容篡改為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情節惡劣的，以“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論。第二條規定，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的；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的；具有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的，屬于“情節嚴重”。由此可見，法律對誹謗罪的司法認定擁有較為明確的指引。然而，現實中卻是該類案件時有發生，而被追究刑責的人員屈指可數，常讓人產生“造謠者”違法成本低的錯誤認知。

而之所以會出現該情況關鍵是誹謗罪作為自訴案件，維權者要憑借一己之力使造謠者被刑事追責的舉證難度較大。具體而言，維權者至少需要舉證如下證據：發布不法信息的主體身份；違法信息的點擊量；違法信息的轉載情況等。

現實生活中，對違法信息點擊量、轉載量等證據，尚可通過公證機關對含有誹謗內容的頁面截圖、拍照，并出具公證書進行證據固定，但對不法信息發布者的身份信息查明，若缺乏公權力機關的配合，根本無法完成。最終導致司法機關認為誹謗罪是指故意捏造、篡改虛假事實并散布，或惡意散布虛假事實，破壞他人名譽，損害他人人格，情節嚴重的行為。但自訴人因未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犯誹謗罪而不立案，或者判決駁回自訴人起訴的尷尬局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最高檢工作報告指出，2021年檢察機關針對網絡誹謗、侮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侵犯公民權利犯罪，起訴3400余人，同比上升51.3%。甚至，點名“老夫少妻”網絡誹謗案以回應社會關切，由此可看出，司法機關在面對當前網絡暴力日益嚴重的形勢下，司法機關未來將會主動介入整治網絡空間，提高違法者的犯罪成本，通過典型案例震懾違法者。相應誹謗案件自訴轉公訴的案件也會增多，這無形中也給被害人提供新的救濟機會。即針對嚴重擾亂網絡社會秩序的案件，被害人可依法向檢察機關申請主張權益。

除此之外，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條的規定，民事主體享有名譽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所以，在遭遇網絡謠言時，對尚構不成犯罪的行為人，民事受害人亦可通過民事訴訟尋求維權。

最后，網絡作為信息集散地并非法外之地，任何不當言行都可能給他人帶來負面影響，因此，理應營造清朗網絡空間。當然，對于為了私利無端造謠者，作為被害人完全可拿起法律武器主張權益，讓違法者獲得應有的懲罰。

蔡思斌

2022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