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雙方開始不定期共同居住，雙方討論了結婚事宜并溝通了彩禮的數額。賈某同意給50萬元彩禮，之后，賈某向李某轉賬15萬元，剩余彩禮未付。半年后，雙方因性格以及生活習慣問題分手。審理過程中，賈某稱其給李某買的手機、首飾以及轉賬均為彩禮，要求李某返還全部轉賬及手機、首飾折價款。（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
北京一中院經審理認為，根據《規定》第三條，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中，可以根據一方給付財物的目的，綜合考慮雙方當地習俗、給付的時間和方式、財物價值、給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實，認定彩禮范圍。下列情形給付的財物，不屬于彩禮：（一）一方在節日、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禮金；（二）一方為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日常消費性支出；（三）其他價值不大的財物。因此，戀愛期間給付的財物，需要據實判斷是否為應當返還的彩禮。賈某為李某購買的手機以及轉賬的4萬元系賈某為增進感情進行的日常消費性支出，不屬于彩禮；賈某為李某購買的首飾在特殊時點購買，屬于表達或增進感情的消費性支出，亦不屬于彩禮；賈某向李某轉賬的15萬元，時間發生在雙方溝通彩禮數額之后，性質也曾由雙方明確認可為彩禮，因此，可以認定15萬元為賈某為達到與李某結婚的目的而給付的部分彩禮。
根據《規定》第六條，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綜合考慮共同生活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賈某與李某未辦理結婚登記，未有孕育情況，結合雙方僅不定期共同居住且時間非常短暫的情況，最終判令李某向賈某返還彩禮15萬元，駁回了賈某的其他訴訟請求。目前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在審理涉彩禮糾紛時，既要依法裁判、衡平雙方利益，更要通過“小案”講好“大道理”，引導人民群眾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禮問題，推進移風易俗，倡導健康的婚姻關系。給付彩禮是以婚姻為目的的贈與，該目的包含結婚登記、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等多項因素。已辦理結婚登記且共同生活的，在雙方離婚時一般不予返還彩禮。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時間較短且彩禮數額過高的，應當根據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綜合考慮彩禮數額、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未辦理結婚登記的，原則上應當返還彩禮，但雙方已共同生活的，應當綜合考慮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
專家點評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賈某給予李某的財物是否為彩禮的問題。法院在處理這起案件時，根據事實將賈某在談婚論嫁前為李某購買的手機及“5·20”為李某購買的首飾等，認定為賈某是為表達和增進與李某之間的感情所進行的消費性支出，不具有按照習俗給付彩禮的目的，不屬于彩禮的范疇。而賈某在與李某商議了結婚事宜并確定了彩禮數額之后向李某轉賬的15萬元，是以結婚為目的給付的彩禮，法院在綜合本案的具體情況后做出的賈某贈與李某的財物不予返還，但給付的彩禮全部返還的判決，符合《規定》中有關彩禮的認定與返還的處理意見。
該案的意義在于，提出了區分一般意義上的贈與和彩禮的判斷標準：一是發生的階段不同。贈與主要發生在雙方戀愛但尚未到談婚論嫁階段，而彩禮主要發生在雙方已就結婚和彩禮數額達成或初步形成共識之后。二是發生的原因不同。雖然彩禮與戀愛期間的一般贈與相比，當事人的目的和動機相似，但是彩禮的給付一般是基于當地風俗習慣，有締結婚姻關系的直接目的和相對特定的財物范圍。而一般意義上的贈與主要是一方或雙方自愿、無償給予對方財物，以維系、促進雙方感情為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將戀愛不同時期給予的財物結合給付財物的原因作為區分一般意義上的贈與和彩禮的判斷標準是較為合理、妥當的，不僅較好地詮釋了《規定》關于給付彩禮是以締結婚姻為目的的贈與的認定標準，而且清晰的裁判思路也能給社會以指引，對移風易俗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河南省襄城縣人民法院經調研發現，家事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返還事由及比例無法確定。根據我國相關司法解釋，彩禮是否返還，由法官根據是否登記、是否同居、是否生活困難情況綜合裁判。同時，對同居時間長短、是否懷過孕、是否有子女等重要情況都給予了考量。但這些考量因素的比重是多少均由法官自由掌握，很難使當事人服判息訴。
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規定過于籠統，司法實踐中很難把握。有些案件的當事人結婚后僅在一起同居生活幾天或十幾天，這種情況是否屬于共同生活？
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生活困難的標準嚴苛，與現實不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規定，“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是返還彩禮條件之一。而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中，“生活困難”是指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是絕對困難，該標準過于嚴苛。在現實生活中，一方即使給付數十萬元的高額彩禮，也無法達到“生活困難”的標準，只是其財產已嚴重受損，進而導致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因此，該標準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
訴訟主體相對混亂。農村彩禮給付和接受的主體不僅包括締結婚約的男女，還包括雙方的父母、親屬以及媒人等。審判實踐中，法官們對雙方父母、親屬甚至媒人能否作為訴訟主體參與訴訟的做法不一。
為此，筆者建議：進一步規范彩禮返還的事由、比例。在充分考慮我國傳統習俗、現狀的基礎上，將同居時間長短、有無子女、是否懷過孕、已給付彩禮的使用情況、過錯責任等各個方面納入彩禮返還考量因素，并對彩禮返還的各項考量標準設置不同權重，以增強可操作性。
對“共同生活”應規定的具體明確，如可規定同居生活2個月以上屬共同生活。
進一步明晰“生活困難”的彩禮返還標準。“較婚前的生活水平明顯下降”這個相對標準較為適宜。同時規定當彩禮數額已超出統籌地區的城鎮（農村）居民年均收入10倍以上的，應結合同居情況酌情予以返還，以遏制部分農村“不給彩禮不結婚”的不良風氣。
對訴訟主體進行統一規定。建議以男女雙方及其父母為共同原告、共同被告，因農村彩禮大多由父母出資或收取，因而將其列為共同原告、共同被告將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實，促使矛盾糾紛一次性解決。
]]>原告王某甲，男，1989年12月4日出生，漢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代理人王某己，男，1959年1月25日出生，漢族，福清市人，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王某乙，女，1992年6月7日出生，漢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王某丙，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漢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告王某丁，女，1970年11月4日出生，漢族，福建省福清市人，住福建省福清市。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群，福清市陽下鎮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王某甲與被告王某乙、王某丙、王某丁婚約財產糾紛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審判員鄭季勝適用簡易程序，于2013年6月14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王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某己，被告王某丙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群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王某甲訴稱：2011年6月份，經媒人林某介紹，原告與被告王某乙相識，雙方經過幾天的相處就開始談婚論嫁，當時原告家人與被告王某丙達成如下口頭協議：彩禮150000元（分“上半禮”和“下半禮”支付）、煙糖費用3000元。2011年6月9日，原告與被告王某乙按約進行訂婚，媒人林某與其岳父王某戊到被告王某乙家里給付了“上半禮”80000元，煙糖費用3000元，該彩禮由被告王某丙接收。訂婚當天原告在自已家里辦了訂婚酒席，被告后來也補辦了酒席。2011年11月1日，原告與被告王某乙按農村習俗舉行婚禮時，林某與其岳父王某戊將“下半禮”70000元交給被告王某丙接收，另外給了被告王某乙的奶奶紅包5000元、豬肉折價1000元和價值2000元的禮品；給了王某乙的外婆紅包5000元；給了被告王某丙及被告王某丁紅包4000元及價值2000元的禮品。舉行婚禮時原告家人將金項鏈五條（重12.3錢，價值約15990元）、金戒指一枚（重1.4錢，價值約1950元）、鉆戒一枚（價值約3700元）交給被告王某乙作為見面禮；另外還給了被告王某乙的弟弟紅包7000元。舉行婚禮后，被告王某乙多次向原告提出兩人不合適要求分手。在此期間因被告王某乙不同意，原告與王某乙未發生夫妻性行為。2012年10月1日，被告王某乙與原告爭吵，回娘家居住至今。原告曾多次打電話叫被告王某乙回家，但被告王某乙不愿回家，造成雙方的婚約無法繼續進行，所以原告曾多次要求三被告返還彩禮，但被告方拒絕返還，故特訴至法院請求判決三被告共同返還收取原告的彩禮合計198640元（包括禮金及金器等）。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證據及被告的質證意見：1、原告的身份證復印件1份及被告的戶籍證明函3份，以證明原、被告主體身份情況；被告對證據沒有異議。2、福清市公安局港頭派出所出具的證明1份，以證明三被告的身份關系；被告對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提出被告王某丙與被告王某丁已經離婚。3、福清市港頭鎮草柄村民委員會出具的證明1份、證人林某、王某戊的證言各1份、CD刻錄盤一份，以證明三被告收取了原告彩禮及金器等合計198640元，原告與被告王某乙至今未辦理結婚登記的事實；被告對村委會的證明中提到被告王某乙之間于2012年10月1日之后一直在娘家居住無異議，但提出證明中只提到原告給被告多少的彩禮以及金器等情況，但未提到被告陪嫁多少物品等，顯然該證明有失公平；認為證人與原告是親戚關系，證人證言可信度是存在質疑；對CD光盤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只能反映當時結婚現場情況，不能證明原告的主張。
被告王某乙、王某丙、王某丁辯稱：一、原告王某甲與被告王丹丹經人介紹認識戀愛，后于2011年11月1日按農村風俗舉行婚禮同居，時間約有一年左右，但因原告喜新厭舊，偽造謊言侮辱被告王某乙說其在外有第三者，逼迫王某乙離開原告家，所以引起雙方感情破裂的原因在于原告。二、原告要求返還彩禮198640元缺乏依據。在雙方舉行婚禮時，被告置辦的嫁妝有：沙發一套（價值7500元）、52寸創維彩電一臺（價值8500元）、松下牌全自動洗衣機一臺（價值2800元）、索尼手提電腦一臺（價值5000元）、床上用品若干（價值10000元）；照相時女方購買了糖果、香煙、餅等計5000元；送給被告王某乙的公公、婆婆、祖母、外祖母衣服合計價值約5000元；送給被告王某乙婆婆金項鏈一條、公公戒指一枚合計約價值8500元。以上共計52300元。另外被告方辦的嫁妝還有5個黃金“粒仔”重約1斤3兩（價值13萬元）。上述陪嫁物品現都在原告處。以上各項合計被告方支出182300元，故即使原告陳述的彩禮金額屬實，雙方的收支對抵也已結清，被告方不需返還。三、原告在向被告王某乙提親照相時給了“壓桌錢”10000元，被告按習俗將該10000元退還給原告，又另外還禮給了原告10000元；原告給了被告王某乙的祖母5000元，被告王某乙的祖母按習俗退還給原告，還還禮給了原告5000元。在結婚辦“新客酒”時，原告又給了被告“壓桌錢”10000元，被告方按習俗如數退還，又還禮給了原告10000元；原告給被告王某乙奶奶5000元，被告王某乙的奶奶按習俗將5000元退回，另又給了原告5000元。原告主張給被告的弟弟7000元系原告與被告的弟弟之間的贈予關系，并不屬于彩禮范圍。實際上，被告方不但沒收原告的錢，反而給了原告方30000元。四、原告在起訴狀中已自認：“舉行婚禮時原告家人將金項鏈5條、金戒指1枚、鉆戒1枚交給被告王某乙作為見面禮”，被告王某乙也不記得誰給了哪些金項鏈，重量多少、成色如何？這些黃金飾品即使屬實，也是原告及家人和親屬在婚禮上作為見面禮的贈與，這些不屬于彩禮的范疇，原告無權要求返還。而且這些黃金飾品在婚后也都交由原告的母親保管。由于雙方發生糾紛，被告王某乙回娘家后再也沒有回過原告家，上述黃金飾品也都扔在原告家被原告據為己有，包括被告王某乙的私人衣物也沒有帶回，故原告要求返還黃金飾品也缺乏事實依據。五、原告所主張的150000元的彩禮錢，是包括“媽旦”、“奶奶旦”、“外婆旦”等都在內，扣除這些“旦”的費用，還有回禮2000元，其實所給的彩禮錢僅為98000元。綜上，考慮到原、被告已經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達一年之久的事實以及風俗民情，原告要求被告返還彩禮缺乏事實依據，也不近人情，請求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福清市港頭鎮東光村民委員會出具的證明1份，以證明被告陪嫁物品情況；原告對證據的真實性沒有異議，認為該證明中所提到索尼電腦不是陪嫁物品，且已被被告帶走，其余物品屬實，現都在原告家中。
根據本案現有證據，結合雙方當事人的陳述，本院確認如下事實：被告王某丙、王某丁原為夫妻關系，系被告王某乙的父母，于2011年11月21日離婚。經媒人林某介紹，原告王某甲與被告王某乙于2011年6月9日按農村習俗舉行訂婚儀式。訂婚當日，媒人林某及其岳父王某戊和原告一起到被告家，交給被告禮金80000元。訂婚當天原告在自已家里辦了訂婚酒席，被告后來也補辦了訂婚酒席宴請親朋好友。2011年11月1日，原告與被告王某乙按農村習俗舉行婚禮，媒人林某及其岳父王某戊又交給被告禮金70000元，并按習俗給了被告王某丙及被告王某丁、被告王某乙的祖母及外祖母和被告王某乙的弟弟紅包及禮品。舉行婚禮時原告家人交給被告王某乙一些金器作為見面禮。被告置辦了沙發、彩電、洗衣機、床上用品等陪嫁物，購買了糖果、香煙、餅等禮物，并送給原告的父母、祖母、外祖母禮物及金首飾等。舉行婚禮后，原告與被告王某乙共同生活至2012年10月1日，同日因故產生矛盾，被告王某乙遂回到其父母家居住，雙方至今沒有辦理結婚登記。隨后原、被告之間因返還彩禮和金器的事宜產生，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返還原告彩禮合計198640元。
本院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原告為與被告王某乙訂立婚約而按照農村習俗支付給三被告彩禮，嗣后雙方因故未能辦理結婚登記，三被告應當將收取的彩禮返還給原告。被告主張原告給付的150000元彩禮包括“媽旦”、“奶奶旦”、“外婆旦”等在內，被告還給予回禮2000元，被告僅收到彩禮98000元，但又向本院陳述原告另給予被告王某乙的祖母和外祖母紅包（在地方習俗中應屬于“奶奶旦”、“外婆旦”的范疇），因被告在庭審中的陳述相互矛盾，而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證人證言更符合客觀實際，故本院認定被告收取了原告給付的彩禮150000元，按習俗給予原告回禮2000元。鑒于原告與被告王某乙按農村習俗舉行婚禮時，被告方購置了陪嫁物品，后雙方又共同生活了將近一年時間，故被告收取原告的彩禮148000元可酌情予以返還，本院酌定三被告應返還給原告彩禮100000元。原、被告均主張在舉行婚禮時雙方互贈了金器、給予對方親屬紅包和禮物等，按福清民間的風俗習慣，上述行為均應屬于雙方為締結婚約互贈禮物的行為，雙方所開支的款目不屬于彩禮范圍。被告方主張陪嫁物還有5個黃金“粒仔”，原告對此予以否認，且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證據予以證實，致本院無法予以認定。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王某丙、王某丁、王某乙應返還給原告王某甲彩禮100000元，款限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二、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案受理費4272元，減半收取為2136元，由原告王某甲承擔1050元，被告王某丙、王某丁、王某乙承擔1086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自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