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一派出所接群眾張某舉報，稱在該區一路邊墻上有一則刻章辦證小廣告，張某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機關抓住嫌疑人。同日，張某按照小廣告上所留電話139****3826與對方聯系，向對方約購身份證和駕駛證各一個。對方同意，稱交易價格為200元，并要求張某將辦假證所用姓名、身份證號等信息通過電子郵箱發送過去。后張某將“李某”的身份信息發送到對方指定的郵箱。

2014年5月21日晚，對方給張某打電話，稱假證已經做好，雙方約定次日再進行交易。2014年5月22日上午，一名女子與張某聯系，雙方約定在北京一公交車站見面交易。2014年5月22日，張某來到約定地點準備與對方交易，派出所民警在附近蹲守。當日14時許，一名女孩來到約定地點，將制作好的“李某”的身份證和駕駛證各一個交給張某，張某將錢交付給女孩。因前來交易的并非與張某電話聯系的男子，故民警并未對女孩實施抓捕。民警通過跟蹤發現，女孩與一名50歲左右的男子來往密切，且通過拔打139****3826這一手機號，發現接電話的正是該名男子。

2014年6月5日12時許，民警分別在朝陽區望京大中電器商場門口、費家村附近將該男子與女孩抓獲。后經審查，該男子為路某，女孩為任某(時年14歲)。后經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總隊檢驗，涉案身份證制證材料系偽造；經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車輛管理所對涉案駕駛證進行鑒定，鑒定結果為假。任某到案后承認其按照路某的安排送假證，后將200元交給路某的事實，但稱不知道假證的來源。

路某到案后始終供稱：他與江蘇省東海縣的朋友孫某平時各自制作假證件向外出售，涉案假證是孫某制作的；孫某將139****3826這部手機還有涉案的假證交給他，說這兩個證做得不好，讓他安排任某去送，孫某不要這兩個證的錢了，然后孫某便離開了北京；后他用自己的手機還有孫某的手機同時聯系業務，并安排任某將涉案兩張假證送給買家。路某承認接收張某身份信息的郵箱為其自己使用的郵箱。

【審理結果】

原審法院作出刑事判決：被告人路某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犯偽造居民身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個月。

宣判后，路某向一中院提起上訴。一中院作出刑事判決：一、撤銷原審法院刑事判決，即被告人路某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犯偽造居民身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個月。二、上訴人路某犯偽造身份證件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上訴人路某偽造可以用于證明身份的證件，其行為已構成偽造身份證件罪，依法應予懲處。原審人民法院根據路某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決，審判程序合法，但認定事實及罪名有誤，且有新的法律規定頒布實施，導致量刑不當，應予改判。路某要求撤回上訴的請求，法院不予準許。

【裁判解析】

(一)關于涉案假證件是否系由路某偽造

關于路某所提是“孫某”制作了涉案假證件的辯解，經查，首先。公安機關根據路某提供的“孫某”身份情況，并未查找到符合條件的“孫某”，路某亦不能提供“孫某”在京的住址及聯系方式，從上述情況來看，很可能并不存在路某所述的“孫某”其人。其次，無論有無“孫某”其人，無論“孫某”是否參與了涉案假證件的制作過程，制作假證的人員都需要按照舉報人提供的身份信息來進行制作，而這一過程如沒有路某親自打開郵箱，進而提取舉報人提供的身份信息無法完成。因此，根據在案證據，已足以認定路某參與了涉案假證的制作過程。路某在假證制作完成后，又將假證交與任某，由任某完成交易，路某也已經參與了涉案假證的販賣過程。綜上所述，認定路某偽造并販賣涉案假證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二)關于原審判決經審理查明的事實是否準確

原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及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均只認定路某指使任某出售涉案假證，但并未明確涉案假證系由路某偽造，與前文分析的路某參與偽造涉案假證的結論不符。這也導致原審法院只能根據路某販賣偽造的駕駛證的事實，認定路某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而不能認定為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又在沒有認定路某偽造身份證的情況下，將路某販賣偽造的身份證的行為勉強認定為偽造居民身份證罪。故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有誤，且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認定路某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偽造居民身份證罪有誤，應予糾正。

(三)關于刑法修正案九實施之后的定罪量刑問題

1、根據刑法修正案九的規定，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三款修改為：“偽造、變造、買賣居民身份證、護照、社會保障卡、駕駛證等依法可以用于證明身份的證件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根據兩高《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六)》的規定，取消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三款原來的罪名“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變更為“偽造、變造、買賣身份證件罪”。本案中，路某偽造并販賣駕駛證一本、身份證一張，按照新法的規定，應當認定路某犯偽造身份證件罪。因原公訴機關指控路某犯罪是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而當時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雖然是選擇性罪名，但該罪名下并不包括“買賣居民身份證”的行為，故原公訴機關并末指控路某的行為構成買賣居民身份證罪。在此前提下，二審法院不能直接認定路某犯買賣身份證件罪。而認定路某只犯偽造身份證件罪一項罪名，顯然比根據舊法的規定認定其犯兩項罪名更能體現從舊兼從輕的刑法原則，因此，應當按照新法的規定，認定路某犯偽造身份證件罪。

2、但是，關于對路某的量刑問題，存在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根據刑訴法解釋第325條第(三)項的規定，“原判對被告人實行數罪并罰的，不得加重決定執行的刑罰，也不得加重數罪中某罪的刑罰”，二審法院不應在路某所犯原偽造居民身份證罪的六個月刑期基礎上加刑，只能對路某所犯偽造身份證件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或拘役、管制、剝奪政治權利。根據刑訴法解釋第325條第(七)項的規定，“原判應當適用附加刑而沒有適用的，不得直接適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第一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必須依法改判的，應當在第二審判決、裁定生效后，依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因此，新法雖然規定犯偽造身份證件罪應當并處罰金，但二審法院根據上訴不加刑的規定，只能對路某不判處罰金刑，并在二審判決生效后，申請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對路某追加判處罰金刑。

另一種意見認為，最高院研究室針對此問題，已經對四川省高院作出批復(法研[2014]6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上訴不加刑原則具體運用有關問題的批復》)，根據該批復的內容，對于原判數罪并罰的上訴案件，在不超過原判決定執行的刑罰，且對刑罰執行也無不利影響的情況下，可以將其中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罪名改判為一罪并加重該罪的刑罰。對于改判一罪后，該罪應當追加判處附加刑的，可以直接追加判處。因此，二審法院以偽造身份證件罪對路某在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上量刑，并判處罰金刑，并不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

我們認為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二審法院最終以偽造身份證件罪判處路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來源：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官方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