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來說，警察對于犯事的人有行政處罰和刑事拘留兩種處理方式，行政處罰的一般關到拘留所一段時間就會被釋放了，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才會被關進看守所。嫌疑人被逮捕之后，通常家屬會收到拘留通知書，通知具羈押時間、罪名以及具體看守所名稱及地址，如福州市第一看守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等。按規定家屬是不能探望的，只有能安排律師會面。那么有沒有必要請律師？有需求的有條件的，想盡快帶話給家屬的，當然是建議委托律師。除了帶話以外，律師還可以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和一定程度的情緒撫慰，讓當事人和家屬雙方都安心。委托律師會面的費用大概在一兩千左右，會見時間為30分鐘。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案情，為當事人辯護爭取取保候審、減刑緩刑、無罪辯護等，可以委托專業刑事辯護律師，律師費亦根據案情有所不同。
如果覺得委托律師太貴，想自己寄點信件、衣服，匯點生活費就行，完全可以，蔡律師教你怎么從零開始做當事人家屬。
一、寄信問題如何解決？
首先，家屬需要知道當事人具體所在看守所及監室的位置，才能保障信件及時成功分發，也能為罪犯回信提供便利。通常來說拘留通知書上只會寫具體所在看守所的名稱及地址，不會具體到監室。如果不知道監室的，可以等看守所里的當事人向家屬寄信后，再通過寄信地址知道所在監室。所寄信封面必須注明通信雙方的姓名和地址，如：“福州市晉安區前岐路21號福州市第一看守所XXX監室XX名字XX關系”。知道地址后還要明確不同看守所的收信要求，郵寄方式是接收平信、掛號信還是EMS，信件種類是信封還是明信片等。比如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就只接收明信片，而第二看守所兩者都可以接收，只是明信片審核會更快。關于信件內容，只要表達關心問候就行了，再多的也不能寫，畢竟所有信件都會經過審核，有任何被認為通風報信的內容都會被無理由扣下。案情也不要聊，實在想聊，建議還是委托專業律師聊。寄信的時效也會比較長，看守所內一般一周左右能寫一次明信片，需要等信筒攢夠一輪才會寄出，而里面收到信則需要一個月左右。
二、想寄衣服或寄錢怎么寄？
知道具體地址后，可通過看守所的柜臺窗口寄入。窗口工作時間通常為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周末僅周六上午8:30-11:30接待，周日不上班。不同看守所窗口工作時間可能有所調整。寄入衣服時不得夾帶食品、香煙、藥品、信件、紙條、錢幣等物品，帶帽子、含長繩子、有大扣子、金屬扣子、金屬拉鏈等衣服、鞋子等不得寄入。建議寄一些簡單寬松款式，黑白灰的衣物即可。相關生活用品可寄錢后由當事人在看守所內統一購買，所內每個月有購物時間。剛被關押進去時，代管監室的號長通常會安排借給一些基本生活用品，等能購物時再還。根據看守所要求，家屬每次寄錢不得超過3000元，在押人員每月消費不得超過650元，賬號余額超過3000則不接受錢款。如果不方便到柜臺存錢的，也可以通過郵政銀行匯款，匯款地址與寄信地址格式相同，如“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前岐路21號福州第一看守所XXX監室XXX名字，郵編350013”。寄衣服寄錢都不方便到線下窗口的，也可以委托律師幫忙處理，比起委托會面的價格會稍低一些。
三、不委托律師有沒有見面的機會？
判決下來前，只有律師能會面，判決下來后，在沒有任何人上訴的情況下過了上訴期10天判決生效，法院送看守所執行通知后，家屬才能在看守所見上一面。所以家屬想確認本人情況的，還是委托律師比較穩妥。
附：福州地區看守所通信地址及聯系電話
1、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地址：晉安區前岐路21號（導航“福州公安公寓”）
郵編：350013
電話：0591-87585691/87022848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30-11:30/14:30-17:30
2、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導航“下董親情服務站”）
地址：倉山區城門鎮樟嵐村下董300號
郵編：350018
電話：0591-83402044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30
3、長樂區看守所
地址：長樂區鶴上鎮北山村公政東路1號
郵編：350200
電話：0591-28922447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4、閩侯縣看守所
地址：閩侯縣荊溪鎮徐家村100號
郵編：350100
電話：0591-22611440/22622601
5、福清市看守所
地址：福清市玉屏街道玉井路371號
郵編：350300
電話：0591-85222387/85167710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6、連江縣看守所
地址：連江縣江南鄉南塘村都安路80號
郵編：350500
電話：0591-62995506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7、永泰縣看守所
地址：永泰縣城峰鎮龍峰村小東坑
郵編：350700
電話：0591-24828199/24830251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8、羅源縣看守所
地址：羅源縣起步鎮起步村街頭100號
郵編：350600
電話：0591-26831104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9、閩清縣看守所
地址：閩清縣梅城鎮溪濱路69號
郵編：350800
電話：0591-22332575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10、平潭綜合實驗區看守所
地址：平潭縣潭城鎮流水鎮謝厝村謝厝街666號
郵編：350400
電話：0591-23160800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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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女子侄女表述，女子是十五年前流浪到他們家，當時已患有精神疾病。女子沒有戶口，且不配合警方尋親，他們便將其收留，和她的二叔一起生活，并有了兩個孩子。以當時女子情況來看，女子與二叔不可能辦理結婚登記，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權利義務關系。即使真若辦理了結婚登記，該婚姻關系也應屬無效。《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六條規定，結婚應當男女雙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對另一方加以強迫，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加以干涉。也就是說需要結婚人員能夠正常做出意思表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本人無法做出有效的意思表示，所以無法結婚。
二、男方一家的“收留”行為真實性有待商榷，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發生性關系可構成強奸罪。
男方需要承擔何種法律責任應分為兩種情況來看。首先若是事實真如女子侄女所說，女子流浪至他們家時已報警尋親但未果，因此男方一家只能收留女子，則收容流浪精神病人這一行為并不違法。但女方兩年內便為男方產下兩子，作為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女方不能辨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其不能作出有效的性同意，男方行為將涉嫌構成強奸罪。該種情形并非個案，安徽農民劉華姬與從路邊領回家的精神病女子同居13年，安徽省亳州中院對該案作出二審判決，認為劉華姬犯強奸罪，但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對被害人長期照顧并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養育多名子女，劉華姬構成強奸罪但可從輕處罰，綜合考量判處劉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984年4月聯合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明知婦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癡呆者（程度嚴重的）而與其發生性行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應以強奸罪論處。”該規定雖然已經于2013年1月18日失效，但規定中的此項內容一直被司法實踐和理論所秉持。精神病女子沒有性防衛能力，因此只要發生了性關系，即使雙方共同生活并撫養小孩，男方也構成強奸。
至于侄女所述內容真實性，應查詢當年報警回執便可知曉。值得深思的是，侄女所言尋親理由是“家里條件不好，嬸嬸沒有戶口，我就想著幫嬸嬸找到家人，把戶口上了，才能享受相關政策”簡而言之就是想以女子精神疾病身份領取國家補貼，享受優惠政策。而文中又提到女子兒女正處于8歲、12歲，正是需要讀書花錢的年齡，且女子此時“病得更嚴重了”，可以看出其在男方家庭應并未得到善待或無力善待。女方家庭“曾四處尋找妹妹并報了警，但一直沒有她的任何消息”是否可以據此揣測，這么多年來男方一家并未持續嘗試為女子尋親，而是經濟情況無法支持，且女子病情持續加重的情況下，才想起為女子尋親呢？
若是第二種情況，女方并不是真如侄女所說是流浪至其家被收留，而是被拐賣至此，則男方不論是作為拐賣方還是買方，都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如前兩年徐州豐縣女子遭鐵鏈囚禁生八孩一案，法院判決被告人董志民犯虐待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九年。判決被告人時立忠、桑合妞、譚愛慶、霍永渠、霍福得犯拐賣婦女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個月和八年，并處罰金。對于其在男方家庭的具體情況我們尚不得知，但若是女方真是遭拐賣而并非流浪被收留，則男方可能需承擔刑事責任。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4年12月5日
]]>案件發生后，臺灣籍被告人陳某家屬聽聞福州蔡思斌律師在毒品辯護方面有多起成功案例，曾經經辦過多起死刑改判死緩、無期改判有期的案件，遂找到蔡律師進行委托。
由于案件涉及毒品數量特別巨大，并且被告人陳某是本案的第二被告人，一審階段法院沒有采納蔡律師的辯護意見，對被告人陳某判處死刑。二審階段，蔡律師積極與被告人陳某家屬進行溝通，讓陳某身在臺灣省的家屬協助找到了在臺灣省被捕的幕后組織者五人的刑事判決書，了解到幕后五名組織者均未被判處死刑。取得判決書后，蔡思斌律師立即將判決書提交二審經辦法官，并提出，在臺灣方面五名組織者都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前提下，對受指使進行運毒陳某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量刑過重。但遺憾的是，二審法院經辦法官雖然考慮了非常久，但最終還是沒能支持該觀點，維持了一審判決。
死刑復核階段，蔡思斌律師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臺灣省被拘捕的組織者與實際參與運輸毒品的被告人陳某的行為是整體的犯罪行為，不應割裂看待，如果身在臺灣省的組織者是在大陸到案，其作為組織者量刑一定會重于被告人陳某。即便案件涉案毒品達到600公斤，但亦不可能判處六名被告人死刑。在此情形下，對報告人陳某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顯然未綜合考慮全部同案犯的犯罪情節，對其量刑明顯過重，有違《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和罪刑相適應原則。”
最終最高人民法院的文書中雖沒有直接提及上述理由，但采納了蔡律師的意見，其認為“對于被告人陳某的辯護律師提出陳某受雇參與運輸毒品,罪責低于吳某等人,原判量刑過重的意見,本院予以采納。”最終改判被告人陳某死緩。
本案歷時四年并最終改判，當事人家屬聽到后十分欣喜，蔡律師亦十分高興沒有辜負當事人的信任。但必須要說的是，本案必須要感謝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公正、認真負責的辦案態度，沒有因為600公斤就“唯數量論”維持死刑立即執行，而是綜合全案案情，改判了死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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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系一起交通事故引發的保險合同理賠糾紛，主要爭議焦點是保險公司是否應當理賠。保險公司認為根據其單方委托的司法鑒定報告可以認定交通事故是行為人故意實施因此拒絕理賠。對此，一審法院并未正面回應鑒定報告，而是直接認定證據不足。二審法院則是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其觀點認為交通事故鑒定屬于《物證類司法鑒定執業分類規定》規定的鑒定類別，按照相關規定，鑒定范圍不包括行為的主觀心態。若按照鑒定意見，其實質肯定本案事故不屬意外事故，已經超出了鑒定機構的業務范圍，故該份鑒定報告不應作為定案依據。
案情簡介：
2019年11月4日，陳遠為其購買的東風標致DC7204LLDA轎車，在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投保了機動車綜合商業保險。
2020年7月29日，陳遠駕駛該車輛由鐘祥市郢中鎮至磷礦鎮前××組方向行駛，行駛至磷礦鎮前××組鄉村道路時，將車輛駛入道路旁的水塘，造成車輛泡水損失的交通事故。
事故發生后，大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委托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鑒定所進行鑒定，委托鑒定事項為，根據保險調查、理賠需要，對鄂Ｈ×××**小型轎車沖落路右水塘是否屬意外事故進行技術勘驗和邏輯分析，并出具技術鑒定意見書。2020年8月13日該鑒定所出具技術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其操控行為明顯不符合意外落水的運行表象。
后陳遠在向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申請理賠過程中，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以陳遠系故意行為為由拒賠，陳遠因此訴至法院。
一審法院觀點
陳遠與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簽訂的機動車綜合商業保險合同，系各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應認定該合同合法有效。雙方系保險合同關系，應嚴格按照合同約定履行權利義務。合同生效后，陳遠依約支付了全部保險費用，已經履行了合同全部義務，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義務。該公司抗辯陳遠因故意行為造成事故致車輛落水受損，不應承擔保險賠付責任的理由，因證據不足，不予支持。陳遠主張的機動車保險損失126130元及施救費4000元，予以支持。
二審湖北荊門中院觀點
……據上述有關具體鑒定類型的規定，同時結合《物證類司法鑒定執業分類規定》第二條、第三條內容理解，交通事故痕跡、微量鑒定的范圍，應不包括對行為人主觀心態的判斷。
此外，故意與否為人的心理狀態，不可直觀得知，通常由行為予以推斷。至于由哪些行為、何以證成此種推斷，應由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舉證證明。審理法院則需依法審查判斷證據是否充足、證明是否完成。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作為免責事由，應由提出免責主張的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負責舉證證明。其是否完成證明，應由審理法院判斷，而非由鑒定人作出判斷。因此，若鑒定意見實質肯定本案事故不屬意外事故，則超出了鑒定機構的業務范圍。若鑒定未針對委托事項表達意見，則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以鑒定意見作為證據，不能達成其證明目的。……
據此，進行鑒定，系針對待證事實需要通過鑒定意見證明的專門性問題。陳遠在本案交通事故中的主觀狀態，如前所述，并非純粹的事實問題，也不是可以由鑒定機構鑒定的專門性問題，而是需要結合案件事實予以判斷的綜合問題。因此，對于該問題，不宜通過鑒定解決。
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主張陳遠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證據，主要是湖北平安行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鑒定所出具的技術鑒定意見書。此外，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認為陳遠購車價格超出案涉車輛的實際價值，故據此懷疑事故有故意的因素。但如前所述，技術鑒定意見書不應采信，大白財保鐘祥支公司的懷疑未經證實。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陳遠有保險條款第九條第六項約定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行為。
索引案例：(2021)鄂08民終207號，以上涉及名字均為化名
]]>亦如此前特斯拉類似事件，駕駛方與廠家各執一詞。駕駛方堅稱車輛失控，全程深踩剎車無反應。廠方則認為根據后臺數據顯示，車輛電門被深踩，全程沒有踩剎車的動作，剎車燈長時間沒有點亮。雙方唯一共識是車輛P鍵有四次被短按，制動車燈曾短時亮起。
警方則認為案件相關事實及車輛是否失控有待調查鑒定。
不過與其他事件不一樣的是，此次交通肇事致人二死三傷，傷亡慘重，司機完全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某種程度上已經危及到社會公共安全，司機與車方不可能再有和稀泥的空間，也不存在民事和解的可能。警方肯定必須拿出調查報告及處理結果。
事故調查及車輛鑒定均需要時間，且涉及到新能源車及數據運行及電子控制等新問題，別說鑒定需要時間，就是如何委托及選定有能力的專業鑒定機構都需要較長時間。筆者估計，半年內能出相關鑒定結果都算非常快的。
在此期間對于駕駛司機如何處理呢？
本次事件行人肯定無責，單純從傷亡結果出發，司機已經涉嫌交通肇事罪，可以刑事立案并對司機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由于司機亦受傷住院及鑒定結果未明確，警方可以先讓司機取保侯審，這樣后續辦案進退自如。
根據鑒定結果的不同，司機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亦不同。
一、如果鑒定結果確系特斯拉剎車失靈，且排除司機及車方責任的，則最終民事賠償責任應由特斯拉銷售及廠家承擔，司機一般情況下亦無需承擔交通肇事罪刑事責任。
特斯拉廠商還需要依法召回該批次存在安全隱患的全部車輛。
二、如果鑒定結果不能認定特斯拉剎車失靈或無法確定本次事故系特斯拉剎車失靈造成的或無法鑒定的，則民事賠償責任由司機承擔。如車主對于車輛維護亦有過錯責任的，相應車主也要承擔賠償責任。
如此，司機肯定要承擔交通肇事罪刑事責任，按本案情節，有可能被追究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2年11月16日
例如，在王某某等人詐騙案中，被告人王某某等為謀取不法利益，通過在百度、360、美團等網站購買詞條、貼廣告等手段宣傳提供高端男士私密SPA會所，吸引男士點開網頁宣傳鏈接，通過網頁內嵌的聊天軟件將男士引入客服部門與客服人員聊天，客服人員使用固定話術宣傳提供私密服務，暗示會所有性服務，吸引男士到會所門店進行消費。到店后，會所門店安排技師對男士提供無性服務的按摩、踩背等，由技師或店長實施安撫，伺機通過暗示繼續充值會員升級等才能享受性服務的方式誘使男士繼續充值，涉案數額特別巨大。
此類“套路嫖”行為雖普遍具有欺騙性，卻因欺騙性的實踐把控、欺騙行為危害程度對刑民界分的影響以及涉案數額的認定等問題而備受爭議。如此行為的精準法律適用，既在理論上涉及詐騙罪的疑難爭議焦點，又在現實中事關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能否得到有效保護。因此，有必要搞清類似行為性質并準確適用法律，做到“不枉不縱”。
一、把握詐騙的行為構造，將正常商業活動排除涉案范圍
詐騙行為涉及民刑事法律。民事欺詐意指實施欺騙，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的情形；刑事詐騙的基本構造為：“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受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受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加害人取得財產—受害人受到財產損失”。可見，不論民事欺詐還是刑事詐騙，均以欺騙行為作為成立的前置性要件。面對“套路嫖”嫌疑行為，應重點考量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具有欺騙性，即是否足以使受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對于未實施欺騙，僅是由于顧客不甚滿意而被舉報的營業活動，要堅決避免以詐騙論處，從而將不具有欺騙性的行為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在案件辦理中，可從服務提供者的宣傳資料及聊天記錄入手，審查是否具有區別于其服務內容的性誘導色彩。對于同樣的正規按摩服務提供者，若服務提供方的宣傳圖片、文字與聊天記錄具有性色彩，則可能被認定為詐騙行為，如在程某等人詐騙一案中，行為人以坐大腿、撫摸、勾肩搭背等肢體接觸暗示顧客店內有色情服務，騙取財物累計上千萬元；與之相對，合法的按摩業者一般注重從環境、飲食等方面提升服務綜合質量，并不會以露骨暗示作為吸引顧客的途徑。
二、結合犯罪特征，準確界分民事欺詐與詐騙罪
在對欺騙行為予以框定后，便需進一步明確具體的行為性質。具言之，二者在結果上均可表現為對被害人的財產的侵犯，行為方式均可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欺騙，主觀意圖均可表現為一定的非法占有目的。但究其實質，二者在社會危害性的大小與是否侵犯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即犯罪客體，具有本質不同。與可能存在某種危害的民事案件或行政違法不同，犯罪行為必須具備“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此類案件中，社會危害性程度的嚴重與否，也即經營者行為對被害人意志違背程度的嚴重與否決定著行為應由前置法還是刑法處理。民事欺詐中，雖然行為人也受到某種程度的欺騙，但財產的處分并不全然違背行為人的意志。例如，將普通豬肉假冒綠色豬肉出售，抑或隱瞞車輛發生過重大事故的事實而將車輛按正常價格出售的行為。換言之，民事欺詐下的交易雖具一定瑕疵，但交易對象的總體功能符合被害人的需要。與之相對，刑事詐騙中，行為人所付出的對價較之民事欺詐而言尤為欠缺，從而導致被害人的交易目的完全無法實現。例如，受害者聽信假冒醫學專家而購買治病“偏方”，導致醫療目的無法實現，財產受到損失。
與上述案例不同，“套路嫖”為兼具服務性與欺騙性。服務提供方的投資和經營使其不同于未提供任何對價的傳統詐騙犯罪，而正規按摩與明示或暗示性服務的巨大落差又使得將案件簡單定性為民事欺詐有失偏頗。因此，在這類案件辦理中，就財產處分是否全然違背被害人的意志作出“非黑即白”式價值判斷的理論探討過于理想化，無法契合司法實踐的需要。因此，需結合個案進行審慎考察。“主觀見之于客觀”，行為人提供的正規按摩服務是否完全背離被害人的交易目標需結合涉案證據準確認定，可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審查判斷。
一是交易事項是否明確約定。現如今，互聯網渠道是按摩等服務業經營者進行產品宣傳的主要手段。由于網絡審查等因素，經營者的宣傳資料往往不會挑明性服務的提供，而是在消費者有所疑惑的情形下通過社交軟件等平臺與其線上溝通。在此情況下，若聊天記錄等涉案材料表明被害人與服務提供方事先僅對交易時間、地點等基本信息進行溝通，便尚不足以說明其獲取色情服務主觀意圖的唯一性。相反，若雙方事先就性服務進行明確約定，則表明正規按摩服務完全背離被害人的主觀意愿，從而使服務提供方成立詐騙罪。
二是交易習慣是否符合常理。按摩服務所蘊含的價值尚處第三產業中等水平，倘若消費者的服務預期與“套路嫖”案件所提供的正常服務大致相當，則不會進行畸高數額的充值；反之，則往往會進行動輒數萬元的大額儲值。針對同樣的普通按摩，若涉案進賬記錄表明顧客進行了合乎市場平均按摩價格的單次消費或儲值，則說明受害者并未對行為人的服務作出過多不合常理的期待。而若客戶單次消費動輒數千元或儲值金額動輒上萬元，則足以受害人意欲獲取非法服務的主觀心態與普通服務提供方誘導儲值的嚴重欺騙性，從而使得普通服務的提供方成立詐騙罪。
三是交易投訴是否明顯較多。“套路嫖”案件的詐騙屬性決定了加害方在得手后不可能輕易將款項退還給受害人。相反，在欺騙性被察覺后，加害人往往進一步運用話術使受害人誤以為進行更多儲值就能獲取性服務，亦或以贈送儲值金額回避受害人的退款請求。此時，以實際退款數額衡量被害人對服務的心理落差即行為對被害人意志的違背程度不具備實踐中的可操作性。而電子交易時代，消費者若對交易不滿，可隨時對支付平臺的任何一筆交易進行投訴。故司法實踐中，案件辦理機關應及時對接支付平臺，對賬面流水投訴情況行細致審查，若付款投訴比例明顯偏高，有理由認為行為人所提供的服務嚴重背離其宣傳下的被害人預期，從而成立詐騙罪。
三、結合經營者行為定性，準確認定犯罪數額
“套路嫖”案件中，加害方在將受害者誘導至營業場所后，通過在提供合法服務時運用話術，誘使受害者進一步進行大額儲值以獲取被害人財產。在此情況下，犯罪數額的認定便成為案件辦理的難點。司法實踐中，對立兩造往往基于自身立場而對數額的認定“眉毛胡子一把抓”：如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全國首例“套路嫖”案件中，公訴方認為加害方并非獲取高額報酬的正常經營，故而基于其行為的欺騙屬性將全部金額認定為詐騙數額；辯護人以消費與儲值金額的差值入手，認為儲值卡本身并非債權而僅為債權憑證，主張犯罪數額僅指受害人已消費的數額。事實上，即使在同一案件中，不論將所涉受害人的全部儲值金額抑或實際消費金額認定為犯罪數額，均因未明晰數額所對應的具體行為屬性而存在方法論上的誤區。刑事詐騙屬犯罪行為，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此部分數額需追繳或責令退賠；而基于民事欺詐所實施的法律行為只是由于雙方意思表示不真實，具有效力瑕疵而可撤銷，行為本身合法有效。故基于上文定性思路，若行為屬于民事欺詐，根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二條之規定，受欺詐方可以自知道或應當知道受欺詐一年內自行向人民法院通過訴訟或仲裁的方式行使撤銷權；而最終的犯罪數額應基于對同一案件中不同數額對應行為的審慎考量，扣除民事欺詐部分所涉數額。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案情簡介：
一審開原法院觀點：
二審鐵嶺中院觀點：
一、撤銷遼寧省開原市人民法院(2021)遼1282刑初103號刑事判決;
二、原審被告人高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三、沒收公安機關依法扣押的被告人高某本人所有的用于實施詐騙的華為P30PRO(IMEI碼:865277042470086)手機一部、紅米K30(IMEI碼:863130051901347)手機一部。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具體到案例中，本案被告人始終屬點對點聯系特定被害人，并未涉及不特定多數人，因此，被告人雖然是利用社交軟件等網絡手段實施詐騙，但所產生社會危害性相對有限，也未侵犯到正常的網絡秩序。此外，從電信詐騙犯罪而言，其通常表現行為人先行群發短信或者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布信息虛假信息，待被害人被蒙蔽后再進一步實施詐騙行為，犯罪特點系一種點對面的犯罪，其作案目標廣泛、犯罪規模較大。這也與被告人實施的詐騙犯罪模式不符。所以，本案被告人系針對特定人實施詐騙犯罪，雖其利用了網絡遠程社交軟件等電信通訊技術也不宜認定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并從重處罰。
蔡思斌
2022年9月7日
案情簡介：
一審錦州古塔區法院觀點：
二被告人的“容留”行為與組織賣淫犯罪手段中的“容留”并不相同，僅是賣淫活動的一種輔助性的行為，并不直接干預賣淫活動的具體實施。根據公訴機關提供的“賣淫女”和嫖客的證言可以證實，賣淫女在提供按摩服務時與有進行性交易意向的客人直接達成交易，與嫖客達成消費合同的是賣淫女個體而非會所，會所僅提供場所或便利條件，盡管會所索取一定的經濟回報，但對性交易過程并不直接進行管理和干預，也沒有形成對賣淫人員在實際上的控制效果，本質上沒有組織行為。被告人李某、王某容留他人賣淫，已構成容留賣淫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某、王某構成組織賣淫罪，指控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人系共同犯罪，不區分主從犯，但綜合考慮被告人李某對會所內的賣淫活動系默認、放任態度，而被告人王某對會所進行日常管理的具體情節，在量刑時對二被告人予以分別考量。雖被告人李某、王某在庭審中，均對自己的行為性質進行了辯解，但自到案后，二被告人對于會所經營模式等基本事實能夠如實供述，故在量刑時對二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二被告人主動繳納罰金，量刑時酌情從輕處罰。判決：一、被告人李某犯容留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二、被告人王某犯容留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一審公訴機關認為原審法院對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法律錯誤，并提起抗訴。錦州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李某、王某并非單純為他人賣淫提供場所，而是實施了組織賣淫的管理行為，即二人確定賣淫活動的價格和實施時間、組織女技師參與培訓，確定分成方式、會所統一管理安全套等賣淫用品；嫖客與女技師并非個人間達成交易意向，而是女技師按照二人經營、管理的會所確定的標準執行；李某在會所被查封后，實施了指示他人破壞封條、取走會所內物品的行為。原審判決定性錯誤，一審公訴機關抗訴正確，應予支持。
二審錦州中院觀點：
經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以招募、雇傭、糾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賣淫，賣淫人員在三人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規定的“組織他人賣淫”；第二款規定，組織賣淫者是否設置固定的賣淫場所、組織賣淫者人數多少、規模大小，不影響組織賣淫行為的認定；而容留他人賣淫，是指故意為他人從事賣淫、嫖娼活動提供場所的行為。組織賣淫，其主要特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組織賣淫具備組織行為，既包括如何將賣淫人員組織在一起的行為，也包括將賣淫人員組織起來后如何管理或者控制賣淫活動的行為；2.組織賣淫具備一定規模，即被組織的賣淫人員應達到三人以上；3.組織賣淫者是否設置固定的賣淫場所、組織賣淫者人數多少、規模大小，不影響組織賣淫行為的認定。李某、王某以招募手段組織他人賣淫，賣淫人員在三人以上，且在組織賣淫過程中有容留他人行為，其行為已構成組織賣淫罪，應依法定罪處罰，抗訴機關的抗訴意見和錦州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意見正確，應予支持，原審被告人李某、王某及其辯護人所提李某、王某不構成組織賣淫罪的相關辯解、辯護意見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原審被告人李某、王某以招募手段管理他人賣淫，賣淫人員達三人以上，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規定的“組織他人賣淫”，其行為已構成組織賣淫罪，應依法處罰。原判就李某、王某行為性質認定和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李某、王某系共同犯罪，均系主犯，李某系會所實際經營者，王某雖受雇于李某，但其系組織賣淫的實際組織者，二人地位作用相當，均應當按照其組織的全部犯罪處罰。李某、王某在原審期間主動繳納部分罰金，量刑時可酌情考慮。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原審被告人李某、王某的具體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判決如下：一、撤銷遼寧省錦州市古塔區人民法院（2020）遼0702刑初72號判決。二、原審被告人李某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三、原審被告人王某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四、扣押在案的供犯罪使用工具依法予以沒收，由扣押機關依法處理。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在人身控制性方面，主要審查行為人是否對賣淫人員的賣淫活動實施人身管控，諸如設立請假、獎懲、考勤等制度。其次，在違法所得財物分配上，主要審查行為人是有對賣淫活動進行定價、約定分成等。最后，在賣淫活動施加管理上，主要審查行為人有無對賣淫活動設置工作流程，有無對賣淫人員進行統一調度等。回到案例，顯然，李某等人具有實施組織賣淫活動的上述行為特征，李某等人與賣淫人員之間存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因此，二審法院支持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并依法改判。
蔡思斌
2022年8月21日
案情簡介：
一審甘肅西和縣法院觀點：
二審甘肅隴南中院觀點：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此外，刑事案件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基本原則是罪責相適應。因此，涉案行為人刑罰責任的大小，不僅應有適應的自由刑，還應兼具匹配的財產刑。本案二審法院之所以改判，顯然遵循上述觀點，因此，二審法院在對行為人違法所得退賠金額認定上，在考慮同案犯違法所得獲得環節作用大小、實際獲利、退賠情況等因素下，進行了相應區分、調整。
蔡思斌
2022年8月5日